——一个国度与一家公司的成功故事

　　在汶川大地震爆发1个多月后，69岁的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把他第14次中国行的站放在了四川，以表明英特尔与中国在一起。几乎同时，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 “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的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涵义。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杨叙总结说，英特尔在中国的个10年属于“摸索适应”阶段，第二个10年属于“与产业一起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渐“摸到了门道”，而未来10年则是“扎根中国”的阶段。今天的英特尔，也已经汇集了中西合璧的文化交融，中国人可以从它身上清晰看到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英特尔40年，分别是两个经典的成功故事。中国在30年间，由一个经济弱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英特尔则由一家存储芯片商成长为半导体行业霸主和高科技行业的领航者。两位成功的巨人势所必然的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记者 冯禹丁

　　2008，利涉大川

　　69岁的英特尔董事长克雷格·贝瑞特精力异于常人。6月23日一早，他戴着红领巾，顶着炎炎烈日前往离成都3个小时车程的地震重灾区彭州龙门山镇，看望一所小学的孩子们；中午回到成都市内，他出席完“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后，前往拜会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晚上7点，他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大讲堂发表了两小时赢得满堂彩的演讲，而后从台上一跃而下，赶往机场奔赴北京。当晚飞机晚点两小时，抵达北京已是凌晨2点。随行的人困顿不堪，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文件。据说不久前的一个星期，他刚刚一口气在欧洲访问了7个国家。

　　贝瑞特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支持四川灾后重建工作，了解当地震后恢复的需求。

　　“地震对于英特尔来说并不陌生。”贝瑞特说，英特尔总部就建在地震多发区的加州。23日早上，在龙门山镇小学的临时帐篷里，贝瑞特把他从自己蒙塔纳州500英亩农场带来的象征吉祥与好运的“马蹄铁”，送给了一直称呼他为“贝老先生”的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周世述。晚上，贝瑞特获得了成都电子科大青年志愿者送给他的写有“我们在一起！”的T恤衫。

　　虽然贝瑞特开玩笑说，“在我们公司，CEO是真正重要的，董事长无关紧要(is nothing)”，但此刻由他——一位过去14年已经13次访问中国的老朋友代表英特尔前往地震灾区，向那里的人们表示慰问和支持，显然是合适不过。在“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上，贝瑞特正式宣布英特尔将追加3500万元，用于在8个受灾县建立200个计算机网络教室，并引入“英特尔未来教育计划”，以及借助志愿者，长期支援灾区恢复和重建。

　　英特尔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表明英特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过早会给赈灾添乱，过晚又没有意义”，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说，“地震发生后，我们是首先捐款的跨国企业，我们希望在灾区重建的工作中也成为一个表率。”

　　7月份，美国国务卿赖斯将率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地震灾区。贝瑞特赶在了他们前面。“很高兴我们能参与到灾区重建中来，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看到小朋友们的创意，有些真的很令人兴奋，在网络教室里我想我们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

　　“做正确的事”，是贝瑞特此次访华行程中，记者常听到的一句话。汶川大地震是2008发生于中国的事件，英特尔力求像它过去15年一样，“做正确的事”。这15年来，几乎每一个对中国来说重要的关头，英特尔从未缺席。

　　贝瑞特访华的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刚刚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以历史为鉴，向台下的美国听众讲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种种艰难历程。他说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评论认为，王这次访美旨在呼吁美国对外更加开放，而不是奉行日渐抬头的保守主义。英特尔公司以及贝瑞特本人在近10年来，也曾多次向美国议员们上下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出口限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意义。改革开放推动了全世界的经济体之一持续30年的腾飞，英特尔则在同一时段成为全球高科技的。这两个巨人的成功故事不仅在时间段上如此重合，事实上，两位巨人也势所必然地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外功能配备全的一个市场，在美国有的功能部门在中国都有。我们在印度主要是研发，日本主要是销售，马来西亚、菲律宾主要是生产，唯独中国是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到生产晶圆厂、封装测试，到市场、售后服务、采购、教育、风险投资等等，‘光谱’上有的都齐了。”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对《商务周刊》说。

　　而仅仅在20年前，就要开始成就一番霸业的英特尔还遑论了解中国—一这个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后而封闭的国度。

　　1979，潜龙在渊

　　年轻的芯片巨人对东方的兴趣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尔前副总裁、微处理器产品部总经理虞有澄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就只身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的英特尔刚成立11年，现任董事长贝瑞特和CEO保罗·欧德宁刚加盟5年，英特尔还是一家存储器芯片商，以至于1972年便加入英特尔，历任半导体工艺、晶体管等产品策划的上海籍华人虞有澄一度离开英特尔，尝试自己创业。

　　1979年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这年7月，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外企进入中国才有了法律依据。”学商法出身的戈峻说。

　　“1979年，中国大陆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我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只身前往北京与广州一探究竟。这正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也是大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度解开她的神秘面纱，寄望借由与外界接触以展开经济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回忆道，“我踏进大陆的眼，所见之处都是灰黑的色调，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可能由于冬天天冷，每个人都穿的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让我觉得时间的步调好像变慢许多。大陆人倒是对采用微电脑显得兴致高昂，由于大陆过去很少使用主机或小型机，和欧美相比，没有大型系统资料转换的负担，因此我认为这是微电脑的大好市场，而且是个还未开发的全新市场。”

　　让虞有澄感到兴奋的是，当时大陆的官方人员很能接受微电脑，很快就体会其功用。“但要他们认识到软件的重要，并说服他们软件有价，就需大费唇舌。知识产权的观念在大陆仍是天方夜谭，他们认为软件既然是无形的，怎么还要花许多钱去购买？”他同时也说服英特尔公司让他做大陆的代理商，将英特尔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

　　因为厌倦了美国到中国的漫长飞行，1981年3月，虞有澄受安迪·格鲁夫之邀重回英特尔公司工作，随后为英特尔成为微处理器立下了汗马功劳。

　　虞有澄把中国大陆是一个“微电脑的大好市场”的信息带回了英特尔。但英特尔当时刚在其1978年的年度报告中次提到“家庭电子计算机”，微软也还只是一家仅有28名员工的合股企业，世界上台PC在两年后才由IBM造出，没有人意识到PC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此前的11年中，英特尔已经历经坎坷。

　　1968年7月18日，英特尔公司创立。1968年是世界历史空前动荡的一年：法国爆发六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和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但25年后《福布斯》杂志一位专栏作家写到，这一年只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特尔创立，二是夭折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起义。

　　成立之初的英特尔只有30名员工，原始投资250万美元。次年9月，它推出了款金属氧化半导体芯片1101，结果在与主流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1970年10月，英特尔推出第三个产品，1103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两年之后，1103成了当时世界上销量的半导体存储器，英特尔提出的“英特尔公司说到做到”(Intel delivers)口号。1971年，英特尔完成IPO，这也是公司年赢利——105万美元。

　　1982年，英特尔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人才流失事件。在深入了解后，英特尔高层发现，离职的工程师中，中国人占很大比例。格鲁夫找来虞有澄，“你们是同文同种，也许你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虞有澄与一些华裔经理人探讨此事，举办了一个内部研讨会，讨论英特尔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给出克服差异的建议。1983年，英特尔内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员会”，并开始举办中国新年晚会。

　　创业初期的英特尔就决定要发展为跨国企业，因此1973年时就在马来西亚槟城设厂，后来又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并赴爱尔兰设厂。1972年加入英特尔任工程部经理的赖炳荣当时在马来西亚槟城管理英特尔的工厂。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尔副总裁的赖炳荣与格鲁夫曾有一次关于中国的对话。他向《商务周刊》回忆: “格鲁夫当时对(投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恐惧感，我说‘安迪，假如中国崛起，1亿中国人用苹果电脑(非英特尔芯片)，那这块大市场不是拱手让人了吗？所以你现在必须进入中国去抓住机会。’他歪坐在那里，问，‘中国人有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钱，但听我在摩托罗拉的太太说，大哥大那么贵，中国人很多都是提着钱箱来买。假如我们不进中国，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1985，龙战于野

　　在观望中国长达6年之后，英特尔决定试水中国。

　　1985年的中国刚刚决定开始启动城市改革，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马上就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年，英特尔在北京民族饭店设立代表处，与一家知名的国有企业合作进行大型机销售业务。这个代表处，只有一名总经理、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

　　“那时候英特尔还没有做PC芯片，PC在世界范围内才刚起步，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PC。”戈峻告诉《商务周刊》，这一合作由于双方在经营方向上的分歧没有获得成功。今天的英特尔人不愿提及进入中国的前8年。

　　事后来看，与中国由陌生到结缘的1985年，在英特尔公司发展史是关键的年头之一。这一年英特尔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转向针对个人电脑的微处理器业务。

　　1985年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之后，英特尔的386芯片提前两个月设计成功。但英特尔内部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赖以起家的DRAM存储器业务上，此时的英特尔被NEC、东芝、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业发动的价格战打压得抬不起头。1985年，DRAM业务占英特尔收入的比重下滑到不及5%，但英特尔仍将研发费用的2/3花在它上面。由于DRAM的拖累，1985年的英特尔巨亏6000万美元。

　　经过反复权衡，1985年10月，在386计划顺利推进的同时，时任CEO安迪·格鲁夫和董事长戈登·摩尔正式宣布退出存储器市场。“我们终于能克服心中的不甘，承认失败，放弃一个我们曾经风光过的领域，以求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艰难而充满痛苦的决定。”虞有澄回忆道。

　　转型后的一两年对英特尔来说是艰苦的岁月。它的年营业额由1984年的16亿美元降到1986年的12亿美元，并在这一年亏损了2.5亿美元。但386拯救了英特尔。386是个人电脑的CPU历史上次达到32位处理性能，这意味着PC拥有传统大型机的计算能力。此前大型机制造商如IBM一直把16位的PC定位为小型的个人应用领域。

　　由一家存储器公司到一家微处理器公司的转型，痛苦而短暂，却使英特尔完成了涅。蓝色巨人IBM不肯接受386，行业新兵康柏、戴尔和中国台湾的宏(Acer)则抓住了历史机遇，率先推出基于386芯片的个人电脑——它的微处理器来自英特尔，操作系统来自微软，键盘、监视器、驱动器等来自多个依循开放标准的专业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的起义者们很快形成“蚂蚁雄兵”之势，“彼此兼容、自由竞争”的新的产业标准建立起来。

　　虽然后来IBM也重拾386，但PC行业的格局已被386戏剧性的成功所颠覆：兼容机大行其道，其中重要的两个部件来自英特尔和微软，格鲁夫强硬的决定生产386而不是按照IBM的指示授权给AMD等“第二供货商”，电脑行业不再随着IBM的脉搏而动。

　　1988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令人敬畏的英特尔垄断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整个PC行业和华尔街都意识到，英特尔控制的是美国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之一。”这一年英特尔20岁，它创下了28.75亿美元的营收和4.529亿美元利润，在全球《财富》500强榜单上攀升了50位，来到第150名。1990年，英特尔首度以“新电脑产业”来称呼PC工业，相对于大型机组成的“旧电脑产业”，电脑产业步入新纪元。

　　1979年的英特尔为其Microma数字手表制造子公司做电视广告花费了60万美元，格鲁夫不禁惊叹：“就一个广告啊，一下子，没了。”直到1990年，英特尔仍没有营销体系和广告代理商，消费者不知道微处理器电脑机箱中的具体位置，大多数PC用户并不清楚微处理器与电脑之间的关系。英特尔决定发起针对终端用户的电视广告运动。对此英特尔内部争议很大，反对者认为计算机制造商不会欢迎英特尔越过他们直接与消费者沟通。但格鲁夫力排众议，支持这家由工程师管理的B2B公司直面消费者。从1990年至1994年，英特尔耗资5亿美元，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享誉全球的品牌。而OEM厂商也对“Intel Inside”非常欢迎，到1991年底，342家OEM加入了该计划。

　　1992年，格鲁夫回顾英特尔的历史，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是1968年到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是一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公司，一次挫败将英特尔逐出存储器市场；第二阶段，英特尔变成一家微处理器公司；到1990年代，英特尔成为了一家“产品公司”，而不是微处理器公司。

　　同时期的竞争对手们却境况不妙。当时的信息技术统治者IBM股价暴跌43%，日本半导体公司陷入低谷，摩托罗拉88000生产衰退，很多芯片公司危在旦夕，RISC阵营式微。“产业血洗。”格鲁夫曾评价当时的PC产业。

　　Dataquest公司的数据记录了英特尔的这段历程：1982年英特尔在全球半导体厂商中排名第8，1987年滑至第10，到1992年则超过NEC跃升为名。

　　对英特尔来说，这是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一段岁月。但这样的轨迹不属于中国。罗大佑同期推出的《未来的主人翁》中借孩子之口唱到：“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那个时候，已经完成经济腾飞的台湾岛正在从华勒斯坦眼中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向现代社会的核心融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工的重要区域，的任天堂刚刚推出它的街机游戏，而北京的景山学校才开始购置大陆学校中的批电脑，并吸引了邓小平前往参观。

　　但从封闭中醒来的中国有太多事情要面对。经历了短暂的上下一心的改革热忱之后，这个国家在1980年代末陷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冲突之中，改革开放的车轮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的可能。山坳上的中国面临往何处去的天问。

　　英特尔与中国的故事同样很不顺利。大型机业务失利之后，英特尔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推销其在全球的非核心产品：工控机与单片机。现任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在面对《商务周刊》追问时，只想到1988年他们做成的一单生意：与当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部合作，引进了英特尔的一种工控技术。

　　1994，密云不雨

　　1993年5月，英特尔推出内涵300万颗晶体管的经典之作——奔腾Pentium微处理器，奔腾芯片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市场。成立仅仅25年的英特尔成功度过了全行业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年它的销售额达到87.8亿美元，利润近23亿美元，市值达到259.3亿美元，升居《财富》500强的第56位。它是“新型计算机产业”的中心，全世界重要的公司之一。

　　早在1960年代任职于仙童公司时，格鲁夫便深知“互补者”(complementor)的重要性，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公司不可缺少的伙伴，而相互并不从对方那里购买或销售产品。从1990年开始，英特尔和微软发展成双边合作关系，主宰了整个世界PC市场，“Wintel联盟”构成了高科技产业史上一个重要的利润引擎。

　　奔腾的成功彻底宣告了英特尔在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与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之战中获得完胜，这场战役耗时5年。在英特尔内部，一度有人认为CISC已经过气，RISC将成为主流。英特尔决定双线作战，1989年4月，英特尔发布CISC的486微处理器，此时英特尔还拥有高速的RISC处理器860芯片。RISC无法突破缺乏软件资源的挑战，随着486的产量和速度提升越来越快，RISC终于败北。

　　“大多数战略转折点并非轰然而至，而是像小猫咪一样毫无声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才能豁然开朗。”在《只有偏执狂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把记叙RISC和CISC之争的章节命名为“信号还是噪音”。

　　在接下来的1994年，英特尔在“信号还是噪音”的问题上差点铸成大错。这一年的10月30日，美国弗吉尼亚林奇堡学院的数学家托马斯·奈斯利对多家机构和媒体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指称英特尔的奔腾浮点运算单元存在“程序缺陷(bug)”。英特尔坚称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每过2.7万年，才有0.5%的几率可能产生错误。这激怒了消费者，当时的《财富》杂志报道称，英特尔“被普遍仇恨与畏惧”。12月12日，IBM在互联网上宣布，“公司决定，IBM将停止把配置奔腾产品的个人电脑投放市场”。这给了英特尔当头一棒，英特尔遭遇了公司历史上严重的一次危机。12月20日，英特尔决定对有浮点缺陷的奔腾处理器采取无条件更换政策。这一事件让英特尔付出了4.75亿美元的赔偿款，但是终没有倒下。贝瑞特挺身而出，在危机中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并掌控局势，成为挽救英特尔的英雄。

　　这一年是英特尔自1980年代以来少有的挫折之年，尽管其销售额和利润还在增长，却由《财富》500强第56位滑落至第90位。更关键的是，英特尔“科技前沿充满活力的创新者”形象被扭曲为一家“典型的大公司”。好在良好的管理运作、宏大的生产规模和研发上的巨大投入，使得英特尔牢牢把持住了行业霸主地位。1995年，英特尔销售收入增至162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上反弹至第60位。

　　奔腾程序缺陷风波还给整个产业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完美，否则就无条件全部更换”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将许多抗风险能力不足的中小公司淘汰出局；其次，互联网的威力凸现出来，奈斯利教授的电子邮件引发了舆论风暴，互联网初露锋芒。

　　RISC与CISC之争也让英特尔认识到，“量”决定一切。到1990年代，英特尔实行“虚拟工厂”架构，立足于全球选址，批量生产能力成为其称霸市场的另一项优势。凭借充裕的产能，英特尔可以发动价格攻势来赢得竞争。这种局面正如当时在英特尔专门负责产品生产的主管克雷格·贝瑞特所料，他发明了“石炭酸灌木”这个隐喻，石炭酸灌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生长的一种植物，它之所以能在沙漠中称雄，是因为它的根汲取草地的水资源，并且释放毒气，抑制周边植被的生长。

　　贝瑞特将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比作石炭酸灌木，他的座右铭之一是，工艺的复杂绝不能成为拖延生产的借口。贝瑞特提出了“精确复制”概念，即每套生产设备完全一模一样，任何员工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时间停止生产线的运行。“我是技工大师，我的工作就是把指甲盖儿弄脏，确保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工厂里运出。”贝瑞特说。

　　也在这一年，中国从北到南入秋的时节，英特尔CEO格鲁夫和COO贝瑞特一起来华，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并意气风发地登上长城。那是一个国家和一家公司成为朋友的开端。

　　这一年的贝瑞特55岁，因管理英特尔制造业务有方刚升任COO一年，已经是格鲁夫公开的继任者。他对《商务周刊》回忆到：“次访问中国之前，我预想中的中国是一位‘觉醒的巨人’，然而当我次来到北京，从窗口向外望去，见到的是满眼的自行车，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我想北京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上海则是不同的景象，马路上是拥挤的车辆，商业繁华。这真是个巨大的对比。”

　　但无论如何，刚刚在微处理器领域打赢了RISC与CISC之仗的英特尔决定再为自己找一个放“鸡蛋”的“篮子”。它把眼光投向了中国。

　　“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显然我们所在产业的增长机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是新兴市场和经济体中的一个。就在我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开始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我想这正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参与国际商业投资与合作的准备工作方面做的更到位，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入地影响着内地。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这一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胆子要大一些”的“南巡讲话”发表两周年；中国决定开发浦东，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决心不变；“复关”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中国人刚刚经历了申奥失败，却接入了全球互联网Internet；未来的PC老大联想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

　　“英特尔刚进中国时，是磕磕绊绊、一波三折过来的。”1994年的戈峻还是英特尔总部的一名“全职实习生”，白天在英特尔上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西北法学院读商法博士。“可能是英特尔想进入中国了，才把我这样的华人招进去。”他半开玩笑地说。从一开始，学商法的戈峻便参与了英特尔同上海市政府的谈判。

　　1994年，英特尔先是在上海的漕河泾设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软件研发中心——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此为依托，总部派出团队来上海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是成员之一。上海市政府对英特尔落沪志在必得，英特尔也决定选址闵行区的一块地建封装厂。等到拆迁和平地等工作都完成了，却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征税。设备进口对英特尔芯片封装厂来说至为紧要，内部评估的结论是，即使放弃那块土地的损失也比需要交的税少。此时可以继续免税的地方在浦东保税区，但根据当时的规定，英特尔不能转让闵行的这块未开发土地。于是英特尔应上海市政府所邀，先搁置闵行，到浦东外高桥再选了一块地。

　　尽管随后中央政府又恢复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免税政策，英特尔也无法再舍浦东而回闵行。3年之后的1998年，英特尔才以低价卖掉闵行的地皮。“等于英特尔还没在中国赚钱，就亏了几百万美元。”戈峻说。此次“惨痛的经历”让英特尔总部担心中国的政策变数太大，会不会波及保税区？

　　“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戈峻说。英特尔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环境评估。看到英特尔对土壤和地上水进行严格检测，上海当地政府甚至觉得很新奇，“这家公司为什么还检测这些东西？”不幸英特尔的检测结果是土壤没有达到低污染指标。按照美国的法律，环境污染是“谁拥有(产权)谁治理”。由于担心将来对环境污染负责，英特尔内部反对来沪的声音很大，此前英特尔在美国遇到过同样的故事，赔了大笔钱。

　　“当时中国的PC市场也不大，大概三四千万台。市场不大责任太大，总部的争议很激烈。一些有远见的人觉得应该进来，另一些人觉得我们对中国太不了解。”戈峻回忆说。

　　，国家环保部门出面做了特殊安排：把现有土地污染状况封存，如果将来在现有的环境基础上恶化，由英特尔负责，反之英特尔无责。戈峻说：“幸亏中国实行‘谁污染谁负责’。”

　　这之后，英特尔一期投资浦东1.98亿美元，建成闪存封装测试厂。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浦东工厂改为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通恒大厦的代表处则升级为分公司。

　　英特尔在中国开始正式“起航”。中国也在英特尔全球版图中正式升级为“战略市场”。

　　1996，双龙取水

　　英特尔用了两年时间铺就了在中国的销售网络，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进入中国之初，我们内部都知道中国市场的潜力无限，但也认为市场不会立即起来。何时起来，不知道。”戈峻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真正令英特尔刮目相看，是在1996年——信息产业在中国开始起步的一年。

　　1994年6月，格鲁夫在一次博览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无所不在的PC：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角”，他明确指出，随着PC快速进入家庭和通信网络的完善，PC将成为家庭信息的中枢。两年不到，胡泳等一批互联网狂热分子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引入中国，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在北京白石桥十字路口竖起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在这一年，紧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关村地区，形成了繁华而嘈杂的DIY市场—“电子一条街”。英特尔的销售团队到中关村“扫街”，与面向攒机消费者的代理商们打成一片，还开创性地推出“Intel Inside祝你一路平安”的自行车牌广告。

　　当然，这次发力是在头一年就开始蓄势的。1995年，英特尔的研发人员已经投身奔腾2，中国市场却还停留在386、486，刚刚从总部被派回国担任OEM销售经理的重庆人杨叙决定在中国找一家大厂商合作。虽然当时中国PC市场，国内品牌市场份额不足10%，但他还是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扶持国内厂商。“在先后找了几家本土厂商后，只有刚成立个人电脑部的联想与我达成了一致。”杨叙对《商务周刊》回忆说，“实际杨元庆也有些犹豫，只答应清空库存的486机后再与我们联手。”

　　1995年底，杨元庆终于基本卖完了库存的486。1996年4月，“万元奔腾”计划启动，英特尔与联想联手推出的“万元奔腾”电脑彻底改变了中国PC产业的格局，当年第二季度联想电脑的市场份额就猛增到70%，年销量翻番达到22.8万台。到1997年，联想的销售量达到45万台，全中国PC销量为180万台，其中95%的电脑中装着一颗英特尔芯片。而在一年多前，整个中国PC市场的容量也就50万台左右。

　　1996年，英特尔的销售收入因为在中国的大获成功而增长了29%，达到208亿美元，净收益更高达52亿美元。但同一年，世界上大多数半导体制造商包括AMD、Cyrix都损失惨重，行业平均年收益从1986年以后的21%左右降至9%。

　　1996年1月，戈峻结束了两年的实习生涯，在美国总部锻炼一段后，正式加盟香港的英特尔亚太区法务部。当时法务部一共只有两个人，如今已有40多人。“那个时候亚太区总部还主要以销售为主，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时隔12年之后，戈峻向记者回忆说，1994—1995年间，中国市场是英特尔库存的386和486的销售地，奔腾只在欧美市场出售。中国区向总部提出把奔腾引入中国时，总部一度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中国还不需要的技术，这么贵的东西，中国人能否消费的起吗？”他介绍说，当时的奔腾芯片价格约为486的两倍。

　　让人震惊的是，后来的奔腾3和奔腾4芯片在中国的销量居然甲冠全球。一向重视数字分析的英特尔彻底认识到后发的中国市场是一个跳跃式市场，反而不存在欧美市场上的路径依赖。“总部也意识到在中国做事情，确实要听取本地管理人员的意见。”戈峻说，“奔4给了英特尔信心，使得英特尔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中国要在时间拥有英特尔的产品。”

　　让杨叙骄傲的是，自1986年加入英特尔以来，他为自己效力过的公司所做的工作，同时也让自己的祖国受益无穷。他清楚地记得格鲁夫在联想电脑百万台下线时的承诺：只要美国休斯敦有的东西，中国也要时间有——当时英特尔的主要商业伙伴康柏电脑的总部在休斯敦。在那个下线仪式上，联想老帅柳传志将联想的第100万台电脑赠送给安迪·格鲁夫，然后被送进了英特尔博物馆。

　　格鲁夫另一个让杨叙等人敬佩的远见是，联想“万元奔腾”推向市场后，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一个PC产业真正的大市场了，英特尔在中国的市场一下子打开了，而且必须要借助本地OEM厂商的力量才能成功。格鲁夫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画了一个倒三角，上面是中国整体经济，中间是中国IT产业，下面的一点，才是英特尔。

　　只有清楚了自己的“支点”作用，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从1996年，英特尔就把中国看作是战略重心，而不是产品倾销地。与其他想着在中国做买卖的跨国公司不同，英特尔在中国IT产业起步之初就认识到中国对于公司全球战略的意义，并调整其中国战略以推动自身的全球战略。

　　“这些年，英特尔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承诺，帮助中国产业进步，而且英特尔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杨叙指出，因为本土厂商起步低，英特尔对他们的引导几乎是全方位的，“我们时间会告诉他们组织架构怎么建，质量管理如何优化，如何提高开会的效率，甚至具体到胸前需要佩带标牌，工厂里如何防静电”。

　　“我们老板指示我们把很多先进的经验带到中国，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叫MMS(生产赞助项目)，实际上就是经验分享，如何控制生产线的质量，我们把这些叫做软性投资。”此后，英特尔与中国IT厂商的合作越来越深入，现在已经开始共同研发，进行更深层的技术合作，以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专业水平，实现产业的良性循环。

　　杨叙说：“英特尔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大、更完善的IT产业链和生态圈，看作自己的成功基础。同时，这种合作也使中国用户、中国IT产业与英特尔三方取得了共赢的效果。”

　　2000，亢龙有悔

　　要塑造中国的IT产业生态圈，当然离不开研发投资。英特尔的策略是将新技术带到中国，并真正把中国当作创新的市场，而非仅仅收割短期利润。

　　1998年11月，格鲁夫离任前一次访华，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在北京成立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这是英特尔在亚太地区的个研究实验室，主要致力长期的基础性研究和对核心应用的研究，这些研究会回过头来决定芯片开发的方向。中国研究中心起步就进行人机界面的研究，如今更扩展到计算机架构、未来工作负载、以及编译器与运行时等领域。

　　这一年，61岁的格鲁夫退居董事长，贝瑞特接任英特尔CEO。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伟人辞世的悲痛和香港回归的振奋，并且成功幸免于亚洲金融风暴。两年后，它将重返WTO的大舞台。

　　以正式将英特尔每年重要的全球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扩展到中国为标志，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持续深入，在中国IT业确立了霸主地位。但国内的反垄断之声随之响起，英特尔与微软成为当然目标。中国政府也决心扶持本土芯片产业，并于2000年出台了影响深远的《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18号文件)，中芯国际、和舰科技，以及全球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纷纷落户上海和苏州。

　　在1999年给股东的信中，贝瑞特踌躇满志地写到：“我们正改变着英特尔，力图把它从PC行业的中心打造成未来互联网经济的中心。”但在全球，AMD凭借Athlon处理器的成功，一扫连续6年的亏损，市场份额也一度增长到21%。台积电等大型芯片代工厂向上游的芯片组发起冲击，图形芯片Nvidia崛起，联想、IBM、苹果等电脑厂商与英特尔之间的“蜜度”在降低。2001年，英特尔遭遇了15年来次销售额下降，利润仅为13亿美元，比2000年下降88%。贝瑞特掌舵下的英特尔面临市场份额与营业额双双下滑的窘境。

　　坏消息接踵而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陷入恐慌；惠普与康柏在寒冬相拥；安然事件、安达信丑闻、世界通信公司破产则在不断刷新美国破产案的同时，对美国经济釜底抽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由2000年3月的超过5000点，惨跌至2002年底的不到2000点。

　　没有人怀疑，经济萧条来了，英特尔面临着又一次大考。

　　然而英特尔再次展现了雄厚的技术实力，贝瑞特也再次显示出他面临危机时的沉稳和老到。他一方面大胆出击，接连推出15款针对不同领域的奔3微处理器，启动“赛扬”战略，将AMD的上升势头遏抑；以60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12个公司，大部分是互联网和通讯公司；风险投资部向350家公司投资近80亿美元；另一方面他又稳步防守，取消了英特尔家用电器部门、流媒体部门和电子商务部门。

　　一直以来，英特尔坚持对所有芯片厂自建、自造、自管，以实现对生产的把控。在产业低潮中，英特尔投资280亿美元兴建工厂和开发新技术，加强生产与成本管理，在爱尔兰和以色列扩建工厂，将马来西亚封装厂升级。在中国，贝瑞特除了增资上海封装测试厂1.98亿美元，还在成都再布一子。中国，次成为英特尔在严冬中获得生长力量的源泉。

　　1999年3月，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6月，江泽民发表《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讲话。2000年底，英特尔也不失时机地到中国中西部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回忆说，当时浦东为英特尔预留了一块地，但考虑到上海的成本开始提高，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分析等因素，英特尔决定在上海、苏州、成都、西安4个候选城市中重点考虑后两个。

　　英特尔中国策略合作总经理王黎是1999年11月从世界电力能源巨头美国赛德控股加入英特尔的，3个月后她就次来到成都。她受命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出具体的商业分析，“一个政治上的发展战略出台，我们要分析这个战略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又会如何反映在市场上”。

　　当时王黎所看到的成都，离英特尔所要求的国际化生产基地还差距很远。“这时要在成都建厂，有很多办得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办不到的东西。”王黎的工作就是要提前一步去与政府沟通，“让当地政府知道你有这样的需求，这样政府的改进工作会马上开始启动”。

　　2002年，四川省把电子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英特尔的到来确实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这一年，时任成都市市长李春城率特使团出访英特尔总部，邀请贝瑞特在2002年10月出席“数字化西部·成都2002”活动。他还多次强调：“要把英特尔成都项目建设成为合资合作样板。”成都市尽努力为英特尔争取来各种政策优惠。成都市国税局历时达两年，为英特尔成都项目争取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特批税收优惠政策。成都市甚至斥资1500万元，将全长近10公里的高新区围城路整治、美化一新，“专门为英特尔等高科技公司打开了服务的快速通道”。

　　终英特尔选择了交通运输成本稍高、但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成都。“成都市政府对英特尔的需求比较了解，也非常有诚意。”戈峻说，“谈判的两年中，还遇到SARS爆发，我从香港飞过来一架飞机上就3个人，戴着3个口罩。我们总部的一名谈判人员生病了，症状和SARS很像，但成都市一位市领导和信息产业局长还去医院看望他。成都的谈判结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2003年8月，英特尔宣布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建芯片封装测试厂，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落户成都的单笔外资。现在英特尔端的芯片组和CPU产品都在成都和上海进行封装测试，中国贡献了英特尔全部产能的约1/4。而分布于上海、北京、深圳的4大研发中心，也已经涵盖了英特尔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所有研发领域。

　　作为全球业界老大，英特尔每到一处，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本身，还有整个上下游生产链，这对于当地的管理理念、人才培养以及原有企业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双方战略的共同点，或者说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协调一致，就会产生倍数效应。”王黎说，“在中国，一个好的跨国公司就应该能够产生这种效应。可以说，英特尔在中国几次大的战略布局无不遵循这一思路。”她介绍说，英特尔入驻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都迅速积聚了大批芯片上下游企业。2004年7月15日，中芯国际(上海)有限公司在成都建设集成电路测试封装厂项目，项目投资1.75亿美元；当年8月12日，马来西亚友尼森公司与成都签署半导体测试封装工厂投资协议，投资2.1亿美元；8月19日，美国芯源系统公司(MPS)决定投资1200万美元在成都设立芯片基地；2005年1月，全球第二大电子连接器制造商莫仕连接器公司确定在成都建厂，总投资不低于7000万美元。

　　“不管是开发浦东、西部大开发还是振兴东北，可以说，我们的每笔相应投资都希望给中国的国家战略提供一个动力源。”王黎说，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对于英特尔来说能从中获得投资收益的倍增。

　　2007，飞龙在天

　　像贝瑞特从格鲁夫手中接过权杖一样，2005年，比贝瑞特年轻11岁的保罗·欧德宁接任英特尔CEO，退居董事长的贝瑞特把一个大好局面留给了欧德宁。这一年，英特尔的销售收入创纪录的达到388.26亿美元。但欧德宁面临的未来更不确定。英特尔曾经寄望于数字家庭战略，但这个市场迟迟未见起动；它所觊觎的通信行业以一轮轮并购潮而陷入低谷；联想“蛇吞象”似的收购IBM PC业务，表明PC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比尔·盖茨退出微软日常管理，专事慈善活动。同微软一样，开始与苹果携手的英特尔需要找到新的属于未来的奶酪。

　　2006年初，欧德宁以一个“Intel. Leap ahead”(超越未来)的标识，启动了英特尔“20年以来规模的变革”。迅驰(Centrino)平台战略的成功，使英特尔陆续打造出Viiv(欢跃家庭娱乐平台)和vPro(博锐商用平台)等解决方案。在AMD的挑战压力下，2006年5月，英特尔隆重推出革命性的酷睿2双核处理器，之后又连续推出基于酷睿架构的单核、双核甚至四核芯片产品，强调了它在芯片行业的统治力。

　　彼时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以巨人的姿态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源、热钱和CEO们，同时，“中国威胁论”被老调重弹，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

　　2003年9月，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15年来没有在本土之外建立晶圆厂的英特尔随后来到中国的大连，并于2007年3月宣布，在大连投资25亿美元兴建新的晶圆厂。

　　为什么又一次选择中国？“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要回报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第二，英特尔的海外业务占它收入的80%，亚洲包括日本，又占了60%左右。当英特尔高层看将来在全球哪些地方布局的时候，亚洲肯定是在议事日程上。再zoom in(聚焦)，毫无疑问，肯定是中国。”戈峻说，“英特尔全球8万多人，我们在中国的雇员占了近1/10，产能占了1/4。从人才的角度看，中国的理工科人才占总毕业生的40%以上，美国学生希望学理工的只有10%以下。只有中国有这么大一个人才库；从市场来看，中国的移动电话是，电脑马上也会是的消费市场。”

　　由于涉及纳米和制程方面高端技术的转移，为了投资大连晶圆厂，贝瑞特多次前往美国国会山呼吁技术要在全球无国界的发展，前后沟通长达1年多。他坚称英特尔到中国投资“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取悦谁的机遇性事件”，而是基于“长期性的关系”。

　　“我们始终持有的态度是，我们并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1年、5年或是10年的关系，而是数十年的时间。”他对《商务周刊》说，“因此我们经常思考我们在中国需要做什么，而不仅仅是对销售人员说这是你的处理器的月销售量任务。”

　　作为这种长期关系的体现，十多年来，英特尔一直是注重“企业公民责任”(CSR)的在华外企之一。早在2004年贝瑞特访华期间，他便做客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推介CSR理念。

　　2000年7月，英特尔在全球推广“未来教育计划”时便将它带到中国，旨在培训教师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改善课堂教学的效果。过去的8年中，该计划已经培训了107万名中国中小学校教师。“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总数是1000万人，也就是说我们培训了其中的1/10。”1996年加入英特尔的中国大区教育事务部总监朱文利说。此外，2006年在中国启动的英特尔求知计划，则是为了培养学生面向21世纪的技能，包括数字媒体和技术、思维能力、解决问题、沟通和合作的能力。

　　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英特尔随后于2006年发起旨在消除数字鸿沟的“世界齐步走”(World Ahead)计划，将在5年内全球投资超过10亿美元，为全世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提供有效的宽带电脑技术及教育机会，并为全球新增的10亿用户提供宽带接入。

　　王黎对《商务周刊》介绍，去年9月，英特尔和辽宁省政府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目标是扩大合作范围，包括把大连营造成尊重知识产权的示范城市。“这些事情和我们的主业没有太大关系，但我们做得很认真很执著。”

　　英特尔的CPU为个人电脑和服务器提供动力，它也致力于成为科技产业的推动力量。“策略性”风险投资是它有力的工具。1994年英特尔开始启动战略投资计划，1998年该项计划进入中国，10年来在华投资了超过70家公司，早期的UT斯达康、亚信和搜狐等就是其风险投资部“孵出的金蛋”。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其2005年面向中国成立的一支2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告罄，投资的28家企业中，有3家挂牌上市。英特尔已再拿出5亿美元作为“中国技术基金Ⅱ期”，首笔已经投资了上广电旗下的东方宽频和新奥特、浩方在线等3家企业。“英特尔是少数几家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公司，中国的IT生态环境都与英特尔息息相关。”戈峻为自己身为英特尔人而自豪。

　　2007年1月，英特尔宣布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独立成区，与美洲区、亚太区一同直属美国总部。对此，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总结说，英特尔在中国的个10年属于“摸索适应”阶段，第二个10年属于“与产业一起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渐“摸到了门道”，而未来的10年，则是“扎根中国”的阶段。

　　“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戈峻说，“成立大区和把晶圆厂放在大连，是英特尔对中国‘全信心’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承诺。”

　　“重要的是我们喜欢‘中国茶’”

　　——专访英特尔董事长克雷格·贝瑞特博士

　　1990年代初，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地，几大新兴市场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外看。但中国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出色

　　印度有一些好大学，中国也有一些好大学。到现在，印度的科技产业投资主要面向软件领域，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基础设施。在中国的投资不仅面向工程技术，也面向与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因此二者在人才方面是平行的，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则不是

　　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了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我们可以在摩托罗拉身上学到很多。当1990年代摩托罗拉时任董事长鲍勃·高尔文决定在中国投资时，它是的通信科技公司，然而接下来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的地位，很难继续保持影响力。这么多年我们努力在做的不仅仅是维持一种双赢的关系，也是要保持在科技上的，我认为正是这一点进一步加强了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不想成为摩托罗拉，同样的，中国也不想后退

　　克雷格·贝瑞特年轻时的理想是森林看护员，他很自豪如今身为英特尔董事长，自己的年少理想也实现了。他在美国蒙塔纳州拥有一块500英亩的农场，“其中有一片森林”。

　　当然，他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亲自守护他的森林，英特尔更需要他的“看护”。“我是个步兵，天天要打仗。”这位精力超常的老人在大学时是知名的田径明星，驾驶过F16战斗机，娶了一位驾驶过更先进的F18战斗机的妻子。如今他需要常年在全球飞来飞去，但不是自己驾飞机。“我希望英特尔永远不要有专机。”他说。没有特权者，是英特尔的传统。

　　1974年，在斯坦福大学拥有材料科学终身副教授教职的贝瑞特，加盟英特尔做了一名技术开发经理。30多年前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斯坦福是名校，而英特尔还在硅谷蹒跚学步。6月23日，他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时解释说，自己当时只是觉得基础研究做的有些烦(boring)，想看看在应用技术研发方面有没有天赋。

　　这使得英特尔在“技术宗师”戈登·摩尔和“管理大师”安迪·格鲁夫之后，又获得了一位“精益制造大师”。外界公认，英特尔能够从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巨人，贝瑞特博士功不可没。这也使他从众多实力强劲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格鲁夫的接班人。

　　贝瑞特看上去性情温和，谈吐深思熟虑而富有条理，但目光总是像鹰一般。与格鲁夫相比，没人见过贝瑞特发脾气，他更喜欢户外和冒险，更愿意微笑，也更具有外交手腕。但面对竞争时，他同样有着强烈的激情。“贝瑞特比我更有目的性，更有条理，甚至比我还要强硬。”格鲁夫如是评价到。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成功的秘密。”贝瑞特指着面前的茶杯笑着说，“我们喜欢‘中国茶’。”6月25日早上7点半，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在利用早餐时间开完一个会之后，这位传奇老人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这次是您第14次来中国，中国是您商务访问多的国家吗？1994年，您次陪同格鲁夫先生来到中国，您是否记得当时来中国之前心里对中国的想象？来了之后所感受到的和您预想的有什么区别？

　　克瑞格·贝瑞特：事实上还有两个国家我去的要更多些，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英特尔在这两个国家有超过30年的生产经验。我曾约30次访问过马来西亚，到菲律宾的次数大概也有20次。在我次访问中国之前，我预想中的中国是一位“觉醒的巨人”，中国的商业正开始欣欣向荣。然而当我次来到北京，从窗口向外望，我见到的是满眼的自行车，几乎看不见小轿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我想，北京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首都。当我接下来到上海，则见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马路上是拥挤的车辆，到处商店林立、商业繁华。我当时想这真是个巨大的对比，当香港和上海非常商业化的时候，北京却非常政治化。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一座集商业和政治为一体的现代大都市，而且除了上海以外，我在这个国家访问的每一个地方都已经是非常繁忙，无论是大连、成都还是西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看到繁忙的商业投资活动。总之，沉睡的巨人真的已经苏醒过来，并在快速地前行。

　　《商务周刊》：1994年的时候，中国的开放式市场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PC在中国尚不普及，英特尔在中国的销售额并不特别大。作为当时英特尔的COO，您看到某种巨大的商业机会了吗？

　　克瑞格·贝瑞特：的确，当时英特尔在中国的产品销量并不大，但在1990年代早期的高科技行业，以下形势已经很明显：在那之前，高科技市场集中在日本、西欧和美国本土，但从将来的发展前景来看，绝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中国、印度、南美洲、俄罗斯、东欧等地，近来人们也将中东和非洲视为潜在的增长市场。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显然我们所在产业的增长机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是新兴市场和经济体中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市场。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很认真的考察了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和其他许多后发经济体。

　　《商务周刊》：您初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这些年来您对它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改变？

　　克瑞格·贝瑞特：就在我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开始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印度，曾有一个时期的对外隔离，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受到阻碍；俄罗斯在冷战时期显然是一个封闭国家；巴西对贸易和外国投资者也设有非常严格的壁垒。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地，几大新兴市场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外看。我想这正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回顾起来，中国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比上述其余几个国家表现得更出色。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仍然不是专注于商业和投资，而是更关注其内部事务；巴西政府在贸易方面仍然保持着非常严格的壁垒；印度则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忽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机场、港口、道路、通信等。中国则非常注重吸引外国投资、对外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与其他大国相比，在参与国际商业投资与合作的准备工作方面，中国要做得更到位。相应的，中国从中获益匪浅，也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

　　《商务周刊》：具体点讲呢？比如以印度为例，他们是在1991年开始改革的，而英特尔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并拓展更多的业务是发生在1994年之后。这些年来你们的中国业务要远大于印度，是什么吸引英特尔更加重视中国，而不是同期开始改革且有相同政治制度并使用相同语言的印度？从未来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的投资吸引力和营商环境会有什么此消彼长的变化？

　　克瑞格·贝瑞特：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外商投资需要基础设施的保障来运送物资，需要水、天然气、电力等公共设施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提供给外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2000年我去印度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机场还非常简陋，我想这是一个有10亿人口国家首都的机场，却是我见过的落后的机场之一，而且官僚习气浓厚，程序繁琐。而如果企业想在一个地方建工厂或投资，会非常关注物理基础设施和物资的进出运输能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9年末我在印度德里的一家旅馆里接受电视采访，采访中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不选择在印度投资？就在这次采访过程中却停了3次电，我差点想开玩笑说，这就是原因。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相似的是，印度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学，培养出一些非常出色的工程师和科学人才。而国际市场始终渴望接纳各类人才。这令我想起有一次我在美国吃中式幸运饼干时看到饼干上的一句话：“世界永远接受人才。”所以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总能找到工作。印度有一些好大学，中国也有一些好大学。到现在，印度的科技产业投资主要面向软件领域，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基础设施。在中国的投资不仅面向工程技术，也面向与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因此二者在人才方面是平行的，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则不是。

　　《商务周刊》：您谈到中国投资环境的相对优势，当时的英特尔CEO是格鲁夫先生，他是犹太人，经历过政治上的歧视，他的经历会不会导致英特尔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有政治风险方面的担心？英特尔高层是否在内部决策中讨论过这一问题？

　　克瑞格·贝瑞特：我想谈两点，当时我们已经在香港进行了多年的商务活动，接着走进内地市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入地影响内地。我想我们从未用政治的眼光看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了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也有人走过回头路，比如印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向一些外国企业敞开国门，但没过多久，又试图将它们推出门外。我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国家，并且这里也存在一种内在的必然：西方和中国相互需要对方的能量，这是一种伙伴合作关系，比政治阵营重要。

　　《商务周刊》：1990年代，在中国成功的跨国公司应该是摩托罗拉。现在，人们认为英特尔是在华成功的跨国公司之一。我们注意到每当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这样的国策时，英特尔都会有大的投资跟进。这种口号性战略是不会在美国出现的，作为一家美国企业，英特尔是怎么读懂这种口号战略背后的涵义，以及它们给英特尔带来的机会呢？

　　克瑞格·贝瑞特：我们始终将我们在中国的角色定位于一种长期性的关系之下。我们并没有将“西部大开发”或“振兴东北”视为一种短期的宣言，到成都、大连投资也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取悦谁的机遇性事件。在中国，长期性的战略和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坚信如果想要建立一种成功的关系，那必须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关系。因此，如果一方说，假如您要在中国投资，我们希望您在这个区域进行投资，也可以使用那里的资源、基础设施、受教育的劳动力，这样双方可以获益，这本身就是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中国只待一段时间，且采用目光短浅的做法，那么我们很可能只在意什么对我们有益，而并不是长远意义上的双方互益。我们始终持有的态度是，我们并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1年、5年或是10年的关系，我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双赢关系通常持续10多年以上。

　　我想我们可以在摩托罗拉身上学到很多。当摩托罗拉时任董事长鲍勃·高尔文决定在中国投资时，摩托罗拉是的通信科技公司，然而接下来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的地位，这使他们很难继续保持影响力。这么多年我们努力在做的不仅仅是维持一种双赢的关系，也是要保持在科技上的地位，以保证我们继续成长。我认为正是这一点进一步加强了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拥有科技领导力，我们继续成长，这是对我们而言的两个优势，但同时也将使被投资地区获益。

　　《商务周刊》：读懂中国，了解中国，一方面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英特尔有什么秘诀来保持与中国如此接近的步伐？英特尔总部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诀窍吗，英特尔中国区在这方面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克瑞格·贝瑞特：重要的是我们喜欢中国茶。有人曾问我在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是什么，我说你必须喜欢绿茶。

　　事实上，我们始终努力在中国建立长期性的视野，正如中国政府颁布五年规划